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一座重情重义的科研所
要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
“顶天立地”筑伟业 桃李诗情满园春
纪念运筹学家、系统科学家许国志院士百年诞辰

■徐光荣

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当今世界,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我们必须树立雄心、奋起直追,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加快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 程唯珈

我的文章题目本来有些长,我觉得惟其如此,才能将我对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印象说得清晰。

——《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的讲话》(2013年7月17日)《人民日报》2013年7月18日

他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开山之人,中关村诗社的创建人之一,又是一位德高望重、极具人文情怀的长辈、同事、朋友。他就是许国志。
4月20日,适逢许国志院士诞辰100周年,来自国内外系统工程领域的专家、许先生的亲朋好友及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共同缅怀这位高山仰止的老人。

而此刻,我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七绝:“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突发奇想,照猫画虎摹拟几句想送给化物所:“惜别星海十余载,樱花频送挚爱情。渤海湾水深千尺,不及大化伴我行。”

学习札记

“顶天立地”的学科创始人

化物所在我的心中分量很重,这源于化物所人重视两个字:情与义。

科学研究既要坐得住冷板凳,也要跟得上时代潮流,既要坚持宁静致远,也要保持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地学研究为例,包括地学在内的基础研究牵涉到时间尺度长、空间地域广、资料量庞大的复杂系统,科学家要想作出高水平成果,必须遵循其自身规律,以全球视野设计课题,并脚踏实地进行野外考察、取样、实验分析和数值模拟。

时间回到1919年4月,一个婴儿诞生在扬州一个富庶的盐商家庭。谁能想到,眼前这位哇哇啼哭的孩子,日后竟开创了中国两个学科的历史。

记得2005年12月,化物所原办公室主任冯埃生专程从大连赶到沈阳找到我,邀我为化物所老所长张大煜写传。那时,老所长已辞世十七八年了,为何化物所人对他这般上心?

同时,科学研究要瞄准人类需求的大方向,立足时代发展的需求。例如,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人类生存环境。科技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地球环境研究,以优秀的成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并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许国志自幼勤奋好学,自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便从事相关工程技术工作,之后又前往美国深造。

待我来到位于大连星海广场附近的化物所进行深入采访,与张存浩、楼南泉、卢佩章、王建业、郭永海等几十位老院士、老领导、老同志促膝倾谈,并走访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后,发现张大煜院士果非凡人。1916—1989年,张大煜院士一生跨越了中国现当代史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国从受人欺凌的苦难岁月到繁荣昌盛的历史巨变。而他本人投身化学科研事业50余年亦功绩赫赫,尤其在催化研究中,不仅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表面键的新理论,而且在应用研究中也为国家创造了世界领先技术,在中国化学界堪称翘楚。特别是他担任化物所所长期间开创的学术民主、严谨治学的传统已成为化物所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带领老一辈科研人员开拓的重要学科为研究所乃至国家相关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培养和扶植的科研骨干,已成为研究所乃至全国相关学科的带头人,先后有近20位进入两院院士行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财富。

着眼全球、把握时代脉搏,对于地球环境科学研究来说必不可少,对于许多其他学科发展来说同样重要。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中国的科研创新国际化趋势也逐渐明显。有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国际合作论文发文量达7.1万篇,跃升为全球第三。这说明,科技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科研发展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全球视野和时代感是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唯有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才能保证科研的前瞻性和应用价值。

怀着一腔报国之志,许国志放弃了海外优渥待遇,义无反顾地投入祖国怀抱。1955年秋,许国志归国途中与钱学森同船,讨论如何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交谈中,二人发现,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外新学科——运筹学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饮水思源,化物所人有情有义、重情重义是值得珍视的文化传统和财富。恰如我到化物所后见到的第一位领导,文静而稳重的党委副书记包翠艳所说:“在科学院倡导的创新文化建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们感到张大煜所长所留下的精神财富,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是推动研究所发展前进的动力……”

——安芷生

前人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回国后,他便被分配到刚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负责运筹组的筹建。

重什么情?重什么义?在我投入写作《一代宗师——化学家张大煜传》的日日夜夜,对此有了不断深入的体会。这“情”字中内涵丰盈而厚重,师友情,同志情……而首当其冲的是爱国情。我了解到,在化物所,包括张大煜、张存浩、郭和夫、陶愉生、侯祥麟、范希孟、刘静宜等,都有国外名牌大学的学历,但他们学成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却都毅然回国,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与生活条件,投入到祖国科研事业之中,这不是爱国情的生动表现吗?

安芷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第四纪科学和地球环境变化的研究。

然而,运筹学在中国原无基础,创建伊始该从何处着手?许国志认为,要使运筹学得以在中国发展,就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于是,他一边在《科学通报》和《人民日报》上著文,系统介绍规划论、对策论、排队论等运筹学的主要分支,一边思考具体的研究课题。

至若师生情、同志情,张存浩院士的一席话说得最为中肯。他说,我们敬爱的老师张大煜“伟大的人格和学风,温文尔雅,为人谦和,对年轻的一代,他是亲切忠厚的长者,热情地关心着每一位青年……完全当得起‘一代宗师’”。

融会贯通

1956年1月,许国志负责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室,并担任室主任。同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中国制定了第一个科学发展的12年长期规划。作为该规划中的一个独立项目,许国志被指定为运筹学项目的起草人。

采访满头漂亮白发、这年81岁的卢佩章院士时,特别让我动情,他拿出一本自己精心编制的摄影画册,向我展示他发表于《东北科学通讯》1951年12月号上的学术论文《水煤气合成石油用沉淀铁触媒常压性能试验》,其中一页是他和论文合作者陶愉生、钟攸兰、康坦等同志在张大煜雕像前的合影。卢佩章说,这个研究项目是在张大煜所长提出并指导研究下完成的,但在1956年中国科学院评选首届自然科学奖时,他却断然拒绝在参研名单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在项目获奖后,又断然否决了给他奖金的意见。这种高尚风格,一直为卢院士与研究所的同志们所牢记和推崇。

开拓,势必艰险,需要科技人员敢于攀登险峰,这是“研究什么”的问题;突破,志在创新,要求科技人员能够求新求变,这是“如何研究”的问题。着眼国际前沿,把握时代脉搏,有助于科研人员摸清研究的问题,进而开拓科研的新领域和新方向,也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决“如何研究”的问题,进而在科研领域实现突破性创新。开展创新研究,很多时候意味着走上了一条寂寞又艰难的路。在这种人生选择下,科学家不能逃避公认的难题和瓶颈,而必须跟困扰人类已久的问题一决高下;也不能计较研究的周期和回报,而必须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更不能跟在巨人的身后乘凉,而应该以饱满的自信和魄力引领前行。

研究期间,许国志积极倡导组合最优化的科研工作,并提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和规律,如衡量一个有限整数序列的“颠倒序”和”混杂序”、证明并给出长度为n的有限整数序列的最大混杂度等。

这也使我想到了“义”。词典中对“义”的解释是:公正合宜的道理。与“义”字组成的词语,大多带有正能量,道义、信义、义气、义举、仗义……李大钊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中的“道义”是与“担当”紧紧相关联的,它使人想到责任感、承担与奉献精神。而张大煜和化物所老一辈科研人员恰恰很好地实践了这个“义”字。“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他们为国家创建了石油煤炭化学研究基地,为“两弹一星”的成功不断贡献,开拓了色谱学、分子反应动力学、化学激光等一系列我国科研发展急需的新领域……正是张大煜和化物所科研人这种敢于承担的创新精神,使我找到了写作张大煜传的精髓,继而用90个日日夜夜完成了30余万字的传记文稿。记得我在该书的后记中写下这样一句发自内心的话:“大连化物所为推动中国科研事业发展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也觉得自己做了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一个国家的强大,深藏着科技的足迹。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实力的强大依赖于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毅力。只有科技工作者把目光聚焦于国家战略之必需、经济进步之急需、民生发展之所需,民族的自强才能由梦想变为现实。一个民族的自信,植根于创新的自觉。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实现创新对民族进步的推动,需要科技工作者将创新变成一种自觉,着眼世界,着眼时代,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倾注热情、付诸行动。

除了运筹学,许国志还致力于中国系统工程的创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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